成为我异象——人文学者的信仰见证
▲有情·有理·有灵，期待与你相遇
回想自己一路经历的三一上帝的拣选与恩典，经历的天父的护理、圣子的指引、圣灵的保守，实在如约翰·牛顿在《奇异恩典》一歌中所言——“初信之时即蒙恩惠”。
”文 | 查常平
成为我异象，我心中主宰。
万事皆虚空，除我主以外。
主是我昼夜最美思想，
清醒或睡眠，我主都同在。
恳求心中王，成为我异象。
圣灵充满我，为主打胜仗。
主是我终生最好良伴，
欢乐或忧伤，我主都同在。
那个主日，我随同其他弟兄姊妹唱起这首圣诗时，不禁潸然泪下。
20岁那年，我立志要成为著名的学者。于是，我决定报考当时最热门的美学专业研究生，并且成为四川大学建立外语系以来第一个直接从本科考上的学生，书记亲自将档案送到录取我的四川师范大学。但是，4年苦读后我发现，美学作为一门学问究竟该研究什么，我却变得糊里糊涂了，尽管我也曾洋洋洒洒地写过几万言《美学的诞生》之类的文章。
但名声的美妙魅惑，仍然吸引我继续前行。
我满怀崇高的理想，在1993年写成了学术专著《日本历史的逻辑》，得到日本思想研究专家卞崇道先生的首肯并作序。
两年后公开出版，我分别寄给日本、德国、美国等凡是有汉学研究的图书馆，以及国内一些自己敬重的学者，但是应者寥寥。我原以为这本着作会引起巨大的轰动，能很快被译成日语，最终却石沉大海。这本书当初由朋友赞助，又加上部分自费后才获出版，16年过去了，至今在我的床下还有一百本左右。那时，我的确认为我已经发现了日本为什么在战后60年代迅速腾飞的秘密，发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为什么走向军国主义的答案，甚至对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失败也恍然大悟。那一年，我28岁。
《日本历史的逻辑》
对于学术界，我感到由衷地失望。不过，在不知不觉中，学术研究本身却带给我一种盼望。在研究日本历史的逻辑后，我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尊重中国人；在二战前尊重欧洲人；在战败后尊重美国人的原因。但到60年代经济腾飞后，日本人就以自己为大，因为他们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后裔，自己则是天皇护佑的子民。既然神不会犯错误，那么，在神的命令下所做的一切都不会错，都是为了把大东亚人民从西方殖民者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日本人在二战中自认为是“救世主”。原来，他们通过把天皇神化，使天皇成为现在活着的神（日语为“现人神”）而赋予自己优越于其他民族的神学依据，进而塑造出使大和民族神化的逻辑。这就是日本人作为一个群体绝对骄傲的根源。
相反，人在神的面前要绝对谦卑。基督教关于复活的耶稣基督，成为人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的教义就尤为重要。因为基督耶稣现在还活着，所以无论你是旷世天才还是万代枭雄，都不能越过他骄傲地宣称自己是神，甚至代替神行道。况且，这位耶稣基督，教导人要爱上帝、爱邻人如自己。人只能谦卑地匍匐于大地上，在仰望中敬畏、在敬畏中存留。
世界因数——语言、时间、自我、自然、社会、历史——因人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恢复了正确的关系，而各就各位∶世界中的语言是人所栖居而非工具化的对象；时间是人所安息而非忙碌的依据；自然是人所管理而非征服的对象；社会中的他人是人所共在而非革命的对象；历史中的传统是人所传承而非抛弃的物件；自我中的个人是人所生成而非消费的物件。所有这些的根据，由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信仰给出了承诺。于此，我从理性上扫除了成为基督徒的障碍，决志谦卑地生活。
为了提高英文口语水准，经研究生期间的学妹介绍，我来到一对加拿大夫妇Bill 和Shirley的家中，同一群年轻人一起学习新约的《加拉太书》。在每周四的查经中，我都会向男主人Bill提出许多疑难问题。如“既然上帝创造了人类，那么，上帝怎样在历史中把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既然基督徒有从上帝来的智慧，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回答我提出的这样的问题呢？”他或者翻阅圣经用似是而非又非常有耐心的方式回答我，或者借阅如《圣经中一百个难题》之类的书让我独自探索，或者为我祷告求上帝让我谦卑地寻求来自上面的智慧。一段时间过后，我感到他根本回答不了我的问题。我便选择沉默，继续去学习。继续下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那里的姊妹一个比一个容光焕发、喜乐盈盈，彷佛用什么特殊的护肤品保养过；二是每次查经结束后，弟兄姊妹们都会把一个长得很矮的女孩从楼上抱下来，Bill夫妇也充满温情地从4楼下来，目送每一位离开，他们眼中流露出平等与博爱的神情，使我不由得会深思如此美德究竟来自何方？我从感性上体会到，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信仰的力量。
1994年底，这对加拿大夫妇决定回国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被他们身为基督徒的大爱所吸引，并得到了一位来自非洲马里的黑人弟兄和一位来自德国的白人姊妹，在圣经学习方面的引导与帮助。由于受到法国神学家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一书的影响，我认为既然上帝没有感动我跪下来聆听他亲自对我说“要接受洗礼”，那我只在心里信就行了。
次年10月国庆日洗礼当天，作为皇室后裔的马里弟兄引用《马太福音》28∶19-20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想，自己既然相信这话是真的，就应当顺服耶稣基督本人的命令，于是一头栽入水中。起来后发现天并没开，我也没听到任何来自高处的声音，但我已经蒙恩得救，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我依然雄心勃勃地计画写作多卷本的《人类历史的逻辑》，意欲清楚地探明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逻辑原因，以便给出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为了能阅读第一手文献，我开始同时学法语、德语，计画在40岁之前掌握今日世界上通用的几种语言。
1995年3月，在停薪留职2年后，我返回原单位，同时开始写作具有导论性的、阐明人类历史逻辑的著作《历史与逻辑》一书。经过2年的日夜笔耕，1997年我完成了上卷，约40万字。我从人的时间意识开始，进入到历史怎样生成；从人的价值言说开始，分析逻辑如何形成；最后从历史与逻辑的关联，发现世界的图景，它依靠语言而存在，我于是拟定写作下卷，名为《语言与世界》。不过，后者也许将成为一份提纲，成为我永恒的一个梦。那一年，我31岁。
我筹画用一年的时间出版该书，相信它对于人类如何看清今天的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北京三联书店因为北大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的意见，最早拒绝出版此书；然后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无市场而退稿；再后，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编辑听我如实讲述了书稿在三联的遭遇后，当场退还。一份打印稿被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在办公室搬迁过程中丢失，另一份打印稿被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室主任，当我面遗留在学术会议的座位上。
《历史与逻辑》
最后，经过10年，库存于巴蜀书社的《历史与逻辑》、《人文学的文化逻辑》才问世。
巴蜀书社以整理出版古典文献著称。换言之，这两本书还未及与读者见面，便因其同该社的结缘就已经沦为“古籍”了。这是早在我预料中的事，而我也早已不再以学术为人生的根基了。十多年前的《日本历史的逻辑》在读者中的厄运使我清醒地意识到，人文科学在中国这个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中永远地衰落了，但也同时使我看好在图像传播时代艺术批评的价值。这就是我从1997年10月开始参与艺术批评，并于1999年着手主编《人文艺术》的原因之一。当然，另一个原因仍是——名声的诱惑。
受洗后，我开始阅读英文版《荒漠甘泉》，感觉书中每一天的话语都是为我而写。我经常口里哼着圣歌去上班，宽恕了让我延期一年转正的人事处长，并以服务的心态来完成手中一切的工作，也心甘情愿地为一群年老的知识份子泡茶倒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种种困难。
一天，祷告后，我读到《约翰福音》中耶稣三问彼得是否爱他（参《约翰福音》21∶15-19），我心有所感，似乎这句话也像在问我。这就是我最初得到的，参与事奉的呼召经文。同时，也是由于教会中缺乏工人，我开始参与带领牧养教会。
和所有初信的人一样，我把在人间的希望全部寄托于教会，每周渴望见到弟兄姊妹，一起查经、一起交通、一起对主耶稣无尽的感恩与崇拜；每天遇到人，我都利用一切机会传讲福音、分享耶稣基督、讨论神学问题、赠送圣经。尽管同工包括我本人都没有经过牧养方面的正式训练，但教会的人数还是不断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把神学理解为“跟神学”，除了凭着在爱心中接纳、在恒心中祷告、在信心中传讲来带领和教导外，我自然也常常会凭着自己的一腔血气。每月在同工会上不时与其他同工发生激励争论，然后再道歉，然后再宽恕，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又赌气，甚至打算和自家人一起举行家庭敬拜，不想去教会“受伤害”、“被麻烦”。
1997年底，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和妻子本来准备到一个弟兄家带领查经。我突然灰心，不想去了，跑进厕所躲起来。妻子在门口弹起夏威夷吉他，我出来后，又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不肯动。妻子说∶“我们一起祷告吧！”过了几分钟，我毫不情愿地做了默祷，完后听到有声音说∶“信靠他的人，起来！”当时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怎么会有男子的声音？我当即意识到是耶稣在向我说话，我确知他真是复活的主。于是，我“起来”去查经。
靠着这句话，我继续带领教会。还因为读到神的话∶“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前书》5∶2-4）
这些年来，我逐渐明白那句话的深意∶“信靠耶稣的人，就能够靠着他站立起来！”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令人绝望的事情，我都满存盼望，相信耶稣基督必在我个人、社会与历史中掌权。耶和华乃是 “万主之主”，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之上的王。
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这个正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而言，我依然确信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人文启蒙。1999年12月24日，我同好友罗坚合作，决定每周六在成都清代少城边的栅子街开办“三一书店”，主持学术讲座。到2001年初，书店名声大振，成为西部一张文化名片；几乎每周都有媒体报导，家中电话变为热线，甚至远播于“美国之音”。我鼓励同事将来把它开办到北京、上海甚至开办到纽约去。不过，同年3月，从中国人民大学考博回来，我发现所有媒体人似乎都已经忘了我，我不由得深深体会到徒有虚名的虚名徒有。
当时，每次主持讲座都有圣灵的引领。一些“过度”关心书店前途的人在讲座时以织毛衣为名，或者派来身着超短裙却一直呼呼大睡的年轻女子，听完后故意提出让讲者难以应付的“难题”，如“中国何时才能实现民主自由？”、“我们能否揭竿而起啊？”等等。作为书店的学术主持，我竭力警醒，不落圈套。很多时候，讲座开始前，圣灵便在心中提醒我不要同哪些人说话，或者说话途中及时打住，以免授人以柄。
2001年6月，在我最后一次担任学术主持的讲座上，有人甚至设计陷阱，呼吁我作为他们的“革命导师”出场。我当时想到两千年前耶稣对彼拉多说的话∶“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我随后断然辞去学术主持的职位，同时预感到书店不久将关闭。
即便如此，我还是相信学问的价值，相信人类历史的逻辑根基，在于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在于圣经的启示。借着政府进行机构改革的机会，我继续默默前行，到人大攻读基督教思想的博士学位，兼修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妻子当时下岗在家，我还有从未上过岗的、做农民的老父亲，我便把全部带薪读书的工资留给了家人，自己则在北京通过写作或翻译自给自养。
2003年的一天夜里，皮包里只有2元钱的饭票了。我向天父呼求，祈求他的看顾。第二天中午，当我从食堂打饭返回寝室途中，刚要进入电梯，便接到深圳一位女士的电话，邀请我为她翻译《南山雕塑》的画册。回到宿舍后，我知道这是上帝通过她把祝福的手伸向我，心里充满了无限感恩。她第二天就把一半的翻译费电汇过来，还以高酬邀请我为其写一篇评论文章。这位张爱民女士，直到今年，我们在四川省博物院才第一次见面。
那时，除了继续编辑出版《人文艺术》外，我的主要精力都转向了新约研究。我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归纳为“五业”∶以信仰为基业、以学问为志业、以批评为事业、以教师为职业、以翻译为副业。
2004年，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新约的历史逻辑》，从语言观、时间观、正义观、信仰观等4个方面探问新约的意涵。这就是最近将付梓出版的《新约的世界图景逻辑》第一卷。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早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我也把“新约的历史逻辑”发展为现在的标题。
回想自己一路经历的三一上帝的拣选与恩典，经历的天父的护理、圣子的指引、圣灵的保守，实在如约翰·牛顿在《奇异恩典》一歌中所言——“初信之时即蒙恩惠”。
不过，即便如此，我现在偶尔还是会感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1∶2）因而，我迫切需要进入“成为我异象”的呼召∶
恳求心中王，成为我异象，
万事无所慕，惟主是希望！
愿你居首位，日夜导思想，
醒来或睡着，慈容作我光。
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箴言，
我愿常跟随，你作我良伴。
你是圣天父，我为你后嗣，
你住我心殿，我与你接连。
财富非我求，虚荣非我慕，
主是我基业，一直到永恒。
惟有主基督，居我心首位，
他是天上王，胜珍宝权能。
天上大君王，辉煌的太阳，
我赢得胜仗，天乐可分享。
境遇虽无常，但求心中王，
掌管万有王，永作我异象。
换言之，一切学问包括圣经研究若不以生命更新为目标，生命更新若不以荣耀耶稣基督的上帝为异象，那么，人又怎能摆脱虚空的困扰？“除了回到创造主的怀中，我们找不到安息！”这首由无名的爱尔兰信徒写于6世纪至8世纪之间的诗歌，为人生的虚空给出了答案。
一位作家如此写道∶“有异象而无使命，只是一个梦想；有使命而无异象，成了苦差事；有异象而又有使命，就是世界的希望。”
一位诗人如此写道∶“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箴言》29∶18）
愿我们在同耶稣基督的连接中，更多地认识创造我们的天父；愿我们在这个思想贫瘠的时代，能够追求从上面而来的智慧。因为“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歌罗西书》1∶17-18）“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歌罗西书》2∶2-3）。
愿我们在感恩的泪水中长久地呼求——
恳求心中王，成为我异象，
万事无所慕，惟主是希望！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 约翰福音1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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